郭玉蕾 | 元嘉“四学”综论
作 者 简 介
郭玉蕾，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教育专题研究。
· 摘 要 ·
刘宋时期的“四学”并立，是中国古代分科设立学校之权舆。“四学”的设立，与晋宋之际官方资助办学的传统、官方史书修撰制度、史学学术传承、玄谈风气转变、文学观念独立等学术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而其现实的触发机制则是君、相之间的政治斗争。仔细梳理、分析宋文帝任命雷次宗等人执掌“四学”的原因，对准确理解宋文帝一朝的政治、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刘宋元嘉“四学”的设立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在内容上改变了刘宋以前国家教育以儒学为单一教育内容的局面，在形式上开创了分科设立学校的教育模式，对后世教育体制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元嘉“四学”设立的诸问题，学界已有讨论。[如唐翼明、严耀中、李俊等对“四学”设立的时间、授课内容、格选生徒的标准、与国子学的关系、与中古学术思想史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刻讨论。]但元嘉“四学”的许多细节还很模糊，如“四学”为何而设立；设立的具体时间地点；“四学”的执掌人选；背后是否有深刻的现实政治因素等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在参考前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分别对“四学”设置的时间地点、政治动因、“四学”馆长的人选诸问题进行细致考论，以期对学界深入研究元嘉“四学”有所裨益。
一、“四学”设立的时间、地点
关于宋文帝设立元嘉四学的时间，《宋书》《南史》都有记载。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1]2293-2294（《宋书·隐逸传》）
（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元嘉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2]45-46（《南史·宋文帝纪》）
《宋书·隐逸传》载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设立儒学馆，因当时国子学未立，宋文帝留心文艺设立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南史·隐逸传》与《宋书·隐逸传》记载基本一致，因此不再赘述。据《南史·宋文帝纪》载，四学是分阶段建立的，元嘉十五年（438），建儒学馆于北郊，元嘉十六年（439），又建立玄学、史学、文学馆。《资治通鉴》认为元嘉十五年（438），四学并建。现代研究学者如李俊则清楚地考证出元嘉四学是分步骤建立的，即于元嘉十五年（438）先建立儒学馆，在儒学馆启发下又于元嘉十六年（439）建立玄学、史学、文学馆。[3]唐翼明认为正因为何尚之所立玄学馆规模盛大，号称“南学”，后来才命雷次宗开儒学馆于北郊，南北对峙，推断宋文帝设立四学自元嘉十三年（436）始。[4]203严耀中则认为元嘉十六年（439）“四学并建”，元嘉十三年（436）何尚之立玄学只是玄学馆前身。[5]
讨论“四学”的设立时间，需要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何尚之立玄学在元嘉十三年（436）还是元嘉十六年（439）？何尚之所立玄学是否就是元嘉“四学”之玄学馆？《宋书·何尚之传》载：“十三年（436），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1]1734此处，“乃以尚之为尹”之前为句号，与上句断开；之后为逗号，与下句相连。可见，何尚之为丹阳尹的时间与“立宅南郭外，置玄学”的时间相近，即元嘉十三年（436）。《宋书·刘义康传》《南史·刘义康传》与《宋书·何尚之传》的记载稍有出入，二书将彭城王刘义康欲任命刘斌为丹阳尹的叙述置于元嘉十六年（439）与元嘉十七年（440）两个时间点之间。但细读史料，发现元嘉十六年至十七之间的记载多为追忆，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为了“自十六年（439）秋，不复幸东府”做铺垫，也就是说，这中间记载的很多史事都发生于元嘉十六年（439）之前。遍检《南史》《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相关史料，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与《宋书·何尚之》元嘉十三年（436）条不合者。曹道衡先生《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也认为何尚之任丹阳尹在元嘉十三年（436）。因此，《宋书·何尚之传》载元嘉十三年（436）何尚之任丹阳尹并无舛误。
那么，何尚之所立玄学是否就是元嘉“四学”之玄学馆呢？诸史明确记载玄学馆的建立是在元嘉十五年（438）之后，并且是在雷次宗儒学馆的启发下建立的。假若何尚之立玄学就是宋文帝所立玄学馆，是元嘉“四学”活动的一部分，似乎于史不合。《宋书·刘湛传》：“迁丹阳尹，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440），所生母亡。”[1]1818《南史·刘湛传》所载同。可证，刘湛迁任丹阳尹在元嘉十六年（439）、十七年（440）之间。如前所述，玄学馆是在元嘉十六年（439）由时任丹阳尹的何尚之所设。那么，玄学馆设立的时间仅有元嘉十六年（439）至刘湛任丹阳尹之前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短短时日要形成士族子弟慕道求学的景象，并且形成一时风气，似乎情理难通。《南史·何尚之传》载：“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2]782此等称誉，岂是几个月的办学活动所能得到。故而，《宋书·何尚之传》所记载的立宅南郭外，设玄学，当是元嘉十三年（436）何尚之个人所设私学，而元嘉“四学”之玄学馆是在何尚之私学基础上设立。
唐翼明认为正因为何尚之所立玄学馆规模盛大，号称“南学”，后来才命雷次宗开儒学馆于北郊，南北对峙。[4]203严耀中则认为“四学并建”，都建于鸡笼山。[5]据史料考证，玄学馆、儒学馆建于建康城南、北，史学馆和文学馆的具体方位则已无法确知。《资治通鉴·宋纪五》：“是岁，以处士征（雷次宗）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胡三省注：“鸡笼山在台城北郊。”[6]3868《元和郡县志》：“晋故台城，在（上元）县东北五里……晋元帝睿建平陵、明帝绍武平陵、成帝衍兴平陵，并在（上元）县北六里鸡笼山。”[7]台城是南朝的朝廷禁省和皇宫所在地，位于建康城内，上元则是建康的旧称。台城本就在建康城北部，而鸡笼山在台城北郊。可见，鸡笼山更在建康城北，儒学馆则毫无疑问在建康城北。何尚之立宅南郭外，当是在建康城南城外。何尚之所立玄学是玄学馆之前身，玄学馆应当也在建康城南。可见，玄学馆、儒学馆分别位于建康城南、北。限于文献缺失，史学馆、文学馆的具体方位已不可而知。但是，主持“四学”事宜者必然知晓建立于国都四郊的周代“四学”制度。周代“四学”制度是南北朝时期士人心目中重要的文化印记。沈约《为皇太子谢初表》就有“不闲三善之训，未习四学之议”[8]82。北魏时期还有试图复归“四学”制度的举措，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88），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立学；宣武帝时期，刘芳上书专门讨论是否应当恢复“四学”古制。[《魏书·刘芳传》载《立学表》：“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参见：魏收著：《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2页。）]裴子野《宋略总论》称赞元嘉立学情况：“上亦蕴籍义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9]3263很明显，裴子野描述元嘉立学情况与刘芳《立学表》中描述周代“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的立学情况相似。可见，裴子野借周代“四学”映射元嘉立学情况。元嘉“四学”当然指儒、玄、文、史四学馆，与建于四郊的周代“四学”不同。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四学”具有重要的创新义涵，且必然师从先秦教育文化大义。
二、“四学”设立的政治背景
元嘉“四学”的设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分化、独立发展的产物。但这是元嘉“四学”设立的深层历史动因吗？其现实触发机制是因为宋文帝爱好艺文吗？
刘宋时期，门阀政治衰弱，皇权加强。为巩固自身统治，刘宋皇帝多使宗室子弟镇守藩镇，同时让能力出众的诸侯王进入中央权力中心，帮助管理国家政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皇权与门阀士族的权力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皇帝与实权诸侯王之间的权力之争。宋文帝笃爱兄弟，于刘义康可谓推心置腹，然而，刘义康进入中央朝廷、掌握权力之后，野心膨胀，渐失臣子本心。《南史·刘义康传》载：“六年（429），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领兵，与王弘共辅朝政。”[2]366元嘉六年（429），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辅政，已然成为实质上的宰相。《宋书·刘义康传》：“太祖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係。义康入侍医药……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1]1790《宋书·文帝纪》：“十三年（436）春正月癸丑，上有疾，不朝会。”[1]84宋文帝沉疴多年，刘义康总揽朝权，内外众务专断施行。特别是元嘉十三年（436），宋文帝病重以致不能朝会后，刘义康僚属刘斌等人欲颠覆朝廷。《宋书·刘义康传》：“从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太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而胤秀等辄就尚书仪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义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闻之。而斌等既为义康所宠，又威权尽在宰相，常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参见：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1页。）此时的刘义康或为属下所裹挟，或半推半就，已然形成结党营私之势。正因如此，殷景仁上书宋文帝“相王权重，非社稷计，宜少加裁抑！”[6]3884可见，元嘉十三年（436），君、相之争渐有启端。自此之后，宋文帝与刘义康的矛盾愈加激化。“自十六年（439）秋，不复幸东府。上以嫌隙既成，将致大祸。十七年（440）十月，乃收刘湛付廷尉，伏诛。”[1]1791元嘉十六年（439），君、相矛盾严重激化，以致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诛杀依附刘义康的刘湛等人，贬斥刘义康出守地方藩镇。
自元嘉十三年（436）至元嘉十六年（439），由于宋文帝不亲览庶务，士庶百姓、四方郡守知权相彭城王刘义康者多，知皇帝刘义隆者少。甚至发生“时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2]367的情况。当君、相争端逐渐激烈时，宋文帝必须重新建立皇权威望，招隐、立学便是其中的途径之一。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征雷次宗至鸡笼山建立儒学馆，并且“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雷次宗是当世大儒，志行坚白、学问渊深、栖迟隐遁、不交世务。但是，雷次宗两次被征召都是因其淡泊高逸的隐士身份。元嘉四年，宋文帝平定篡逆后，希望通过搜寻隐逸，选贤任能平定刚刚经过烽火战乱的浮躁人心、混乱社会，进而重整社会风气。于是，选派官员巡行天下，举荐贤德。《宋书·裴松之传》载：“太祖元嘉三年（426），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1]1700《建康实录》：“（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甘露降初宁陵。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寻阳陶潜、南郡刘凝之，并隐者也。”[10]可见，尚书三公郎陆子真在巡行荆州后升任散骑常侍，回京复旨时推荐了雷次宗、陶潜、刘凝之三位隐者。豫章、寻阳属江州，南郡都属于荆州。贺伟认为陆子真巡视江州后，又代巡荆州，因此在巡视完之后，陆子真能举荐江州和荆州士人。（贺伟：《〈建康实录〉所涉陶渊明事迹辨析》，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08-113页。）元嘉二十五年（448），宋文帝下诏征辟雷次宗：“前新除给事中雷次宗，笃尚希古，经行明修，自绝招命，守志隐约。宜加升引，以旌素退。可散骑侍郎。”[1]2294宋文帝此次征召雷次宗的目的是“以旌素退”，也就是通过选任隐逸之士，在社会上形成崇尚淡泊、隐退的风气，从而息贪戾争竞之心，进而达到淳化风俗、稳定社会的政治目的。在中国古代，“隐士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政治资源”[3]。这是因为德行高妙的隐士具有闻名遐迩的社会声誉和很高的社会认可度，通过网罗隐逸之士可以间接巩固政治基础。例如汉高祖因惠太子延请到商山四皓而放弃废太子之心；桓玄甚至“充隐”以显示对士族人望的礼敬。因此，古人说“举逸民而天下归心”。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命雷次宗开馆鸡笼山，聚徒教授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想借助雷次宗的社会声誉凸显皇权的神圣权威，进而改变不亲庶务的政治形象。宋文帝设立玄学馆、史学馆也出于同样的考虑。[特别是玄学馆，何尚之立玄学已经取得远近闻名的社会效果，宋文帝在此基础上设立玄学馆，有助于扩大皇权影响力，进一步争取士族民心。]
宋文帝欲加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自然需要弱化刘义康集团的权力，这必然会打破已经形成的权力关系，势必会引起后者反弹。君、相权力紧张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官员任免权的争夺。《宋书·庾炳之传》载：“于时领军将军刘湛协附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而与仆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太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1]1517刘湛协附刘义康，殷景仁数年不朝见，却与宋文帝来往密切。庾炳之来往于刘湛、殷景仁之间，“密尽忠于朝廷”。可见，刘湛与殷景仁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实则背后隐射的是刘义康集团与朝廷的明争暗斗。元嘉十三年（436），“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自元嘉六年（429）至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康一直担任司徒之职，[元嘉十六年春，刘义康进位大将军、领司徒。《资治通鉴·太祖文皇帝》中胡三省注：“自汉以来，大将军位在三公上。司徒，丞相职也。义康既进位，犹领司徒。”（参见：司马光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869页。）]刘斌正是刘义康司徒府的属官。元嘉十三年（436），刘义康属意刘斌为丹阳尹，而宋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尹。“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启太祖曰：‘羊玄保欲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拟，仓卒曰：‘我已用王鸿。’”[1]1791可见，宋文帝内心不想任用刘义康的属官刘斌。元嘉十六年（439），君、相矛盾愈加激烈。宋文帝为削弱刘义康集团势力、又为避免刺激刘湛诸人做出过激反应，将任领军将军的刘湛迁任为丹阳尹。[《宋书·刘湛传》载：“及至晚节，驱煽义康，凌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参见：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18页。）]领军将军掌管京师禁卫军，[“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丕置，三国魏沿置。为禁卫军最高统帅，有营兵，并统护军将军，由皇帝亲信担任，权势极重。职掌与中领军同，但任职者资深于中领军……东晋时仍为禁卫军最高统帅，但不再管护军事，亦无营兵。南朝宋掌京师禁卫军。”（参见：张政烺著：《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页。）]刘湛看似升迁实则已被削去军权。刘湛任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迁吏部尚书。”[1]1734可见，这一人员调动触犯了前任丹阳尹何尚之的利益，而在刘湛被诛杀后，宋文帝则重用何尚之，将其任命为吏部尚书。
宋文帝任命亲近、信任之人立史学馆、玄学馆，正是试图通过部署文化战略，获得士族子弟支持、巩固皇权统治。在君、相之争剑拔弩张的时刻，[元嘉十六年（439）冬，宋文帝不再幸东府。]彭城王刘义康也期望在文化战略布局中获得一席之地，扩大政治影响力。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分别命何承天、何尚之立史学馆、玄学馆。何承天早年为谢晦谘议参军，后“自诣归罪”。元嘉十九年（442），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1]1705。可见，何承天原是谢晦属官，谢晦死后，他无所依傍、诚心归附朝廷，并在之后逐渐获得宋文帝信任。何尚之在元嘉十二年（435）之前曾任太子中庶子。[宋文帝鉴于谢晦、傅亮等人诛杀少帝之事，十分重视巩固太子权位和培养，在太子未出东宫时，就令“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1页。）何尚之能担任太子中庶子一职，可见宋文帝对他的信任。]元嘉十七年（440），当范晔反迹未露之时，何尚之就劝宋文帝调范晔远离京师。可见，何尚之是宋文帝亲信无疑。谢元时任司徒参军，正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属官。参军一职与府主关系密切，[南朝时期，参军、记室等多有跟随府主因缘际会飞黄腾达者，正因如此，参军、记室之类的诸侯王属官甚至成为世家子弟较为青睐的起家官。如中兵参军朱容子在宋文帝即位后升任右军将军；谘议参军王华在宋文帝即位后为侍中，领骁骑将军；谘议参军颜竣在宋孝武帝即位后为侍中、迁左卫将军。]身为司徒参军的谢元属于刘义康势力集团。[《诗品下·宋监典事区惠恭》载身为法曹参军的谢惠连对区惠恭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参见：钟嵘著、曹旭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可见，身为法曹参军的谢惠连与彭城王刘义康关系很是亲昵，此条材料可以作为身为司徒参军的谢元与府主刘义康关系密切的旁证。]从后来的仕宦轨迹来看，与宋文帝关系较为亲近的史学馆馆长何承天后任国子博士、玄学馆馆长何尚之任国子祭酒，[ 《宋书·何尚之传》：“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5页。）《宋书·何承天传》：“十九年（442），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5页。）]而刘义康的属官谢元则不曾在国子学体系中获得职位，政治生涯也稍显惨淡。自元嘉七年（430）至二十一年（444），谢元先后任殿中曹郎、司徒参军、尚书左丞、太尉咨议参军。谢元的仕宦履历证明谢元不得宋文帝信任。[谢元的传记附载于《宋书·何承天传》，详参《宋书》卷六十四，第1711页。]可以推测，元嘉“四学”的设立是波涛汹涌的政治斗争下不同势力集团争夺的结果。
宋文帝分科设立学校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创举。在此之前，有专门的图书整理、校定及撰史机构东观，有专门培养文艺创作的机构鸿都门学，但这些与太学、国学相比，不过属于陪衬地位，并没有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元嘉“四学”分科教育模式的出现固然是学术文化分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它的触发机制则应当是政治斗争之类的现实因素。帝王或许在无意中顺应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他的主观意图更多地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学术思考。正因如此，当元嘉十七年（440）刘义康被贬之后，儒学馆、史学馆、玄学馆都有生徒步入仕途，而文学馆的记载资料几乎没有，更没有文学馆学生进入官员行列。
三、设立“四学”的学术文化因素与执掌人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史学作品大量产生，学术思想领域呈现剧烈变动、分裂态势，人们逐渐有意识地对经、史、子、集进行分类整理。学术思想分化证明时人已经意识到各类学术的独立特性与本质区别，但并不能直接导致分科设立学校的出现。只有当国家需要培养专门人才时，专科学校才出现。元嘉“四学”的设立本质是为了适应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宋文帝命雷次宗为儒学馆馆长、何尚之为玄学馆馆长、谢元为文学馆馆长、何承天为史学馆馆长，正是为顺应晋末宋初学术、文化、制度的演变，培育出专精儒、玄、文、史的学子。
宋文帝命雷次宗立儒学馆与国家儒学教育缺失密不可分。东晋国子学教育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状态。东晋孝武帝曾短暂设立国子学，但管理不严，乱象丛生。永初二年（421），宋武帝即下诏议立国学，但国家百废待兴，国子学并非一蹴而就。国子学未立，则意味着不能开展国家教育。因此，宋武帝以官方资助的方式请周续之于建康讲学，“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1]2281。元嘉前期，国家儒学教育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因之，宋文帝借鉴宋武帝征召周续之讲学的方式邀请雷次宗于鸡笼山设立儒学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统治的理论根基。因此，有为之君都要弘风设教，以儒学教化百姓。宋初，当国子学未立之时，宋武帝、宋文帝都采取邀请儒学大师立学的方式彰显国家崇儒尚学之风。
雷次宗少年笃志好学，曾师事沙门释慧远，经学通明。皮锡瑞曾说“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11]如前所述，宋文帝任命雷次宗为儒学馆馆长与其高洁品行和儒学学术地位息息相关。
宋文帝立史学馆是完善南朝官修史书制度、培养撰史人才的重要举措。首先，刘宋时期，著作郎、著作佐郎撰史制度已经无法有效运行，不学无术的著作佐郎既无法参与史书撰述，也无法传承著史理念。[这种情况在整个南朝都没有发生大的改变。《颜氏家训·勉学》：“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8页。）]《史通·史官建置》载：“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12]著作佐郎搜集资料，著作郎撰写史传。在这个过程中，著作郎统管史书编纂，著作佐郎则在著作郎所定的史学原则下去粗取精、探骊得珠。这个过程无疑是史学传承、培育著史人才的过程。但是，刘宋之后，由于著作佐郎无需撰写名臣传，[《宋书·百官志下》载：“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43页。）]再加上著作郎、著作佐郎职闲廪重，逐渐沦为士族子弟的起家官。滥设史职现象在南朝渐趋普遍，著作佐郎滥竽充数者渐多。元嘉时期，何承天任著作佐郎时，“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嬭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嬭母何言邪！’”[《宋书·荀伯子传》：“出补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438），卒官，时年六十一。”（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7页。）而何承天元嘉十六年（439）才任职著作佐郎，若如《宋书·荀伯子传》记载，则当时荀伯子已过世，不可能与任著作佐郎的何承天有交流。《南史·荀伯子传》载：“补司徒左长史，卒于东阳太守。文集传于世。”（李延寿著：《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7页。）可见，李延寿并不能确信荀伯子于元嘉十五年（438）过世，因此只说卒于东阳太守。相较于何承天之前未曾担任史职，荀伯子在晋宋革代之际就曾担任著作佐郎，参与晋史及桓玄等传的著述。荀伯子自视甚高，认为天下高粱唯有王弘与他，其余都无足论。他又敢于发言持论，指点过往功臣得失，辞气锋芒毕露，堪当剪裁史料、撰述史书之任。因此，荀伯子对何承天任著作佐郎，掌管史书撰写有不满情绪。][1]1704。“诸佐郎并名家年少”表明著作佐郎多是高门士族子弟。“嬭母”亦作奶母，荀伯子嘲讽何承天为“嬭母”，说明除何承天之外的著作佐郎并不具备撰史能力，需要何承天像“嬭母”一样照顾他们。其次，史书编纂历时较长，需要在继踵前人基础上进行创作。官修史书也是相对持续、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接续不断的史学传承，或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承。晋宋之际，史书编纂就是在徐广及其继任者王韶之的主持下进行的。义熙二年（406），尚书建议著作郎徐广主持《晋书》编纂工作：“臣闻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阳秋》著乎鲁史。自皇代有造，中兴晋祀，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1]1548“世历三朝”指东晋废帝、简文帝、孝武帝三朝。王韶之所撰《晋安帝阳秋》主要记载晋安帝隆安年间历史，而这正接续徐广所撰至孝武帝朝晋史。[《宋书·王韶之传》载：“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413）。”（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5页。）又《南史·萧韶传》有湘东王萧绎言：“昔王韶之为《隆安纪》十卷，说晋末之乱离。”（李延寿著：《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0页。）]王韶之得到徐广认可任著作佐郎，[《宋书·荀伯子传》载：“著作郎徐广重其才学，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7页。）]在徐广主持下参与国史修撰，接续徐广所撰晋史至义熙九年（413）。[13]可见，从徐广至王韶之，史书编纂是一脉相承的。最后，元嘉时期，国家经过宋初稳定的上升期，国泰民安，英杰辈出。蒸蒸日上的王朝需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掌管《宋书》编纂的王韶之于元嘉十二年（435）过世，著作郎撰史制度也已不能有效运行。宋文帝进行制礼作乐的文化活动必然需要培育撰史人才。
元嘉十六年（439），何承天任著作佐郎，同年，宋文帝命何承天立史学馆。这正是由于何承天能接续由徐广、王韶之所主导的刘宋官修史书的史学传统。[元兴三年（404）宋武帝在京口起兵起义反对桓玄，至义熙元年（405）年，完全平定桓玄之乱。义熙二年（406），宋武帝命徐广撰成国史。这是宋武帝为建立新朝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可以看作刘宋王朝开基肇始的宣告。“晋末徐广、王韶之的修史是在刘裕兴起的背景下展开的，与其视为东晋官修史的尾声，不如说是刘宋官修史的源头。”（聂溦萌著：《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06页。）]何承天五岁丧父，其母是徐广之姊，聪明博学，故何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宋文帝命何承天立史学馆看重的正是何承天源自徐广的史学传承，希望通过设立史学馆培养、简拔撰史人才，延续一脉相传的史学传统。何承天所立史学馆也确实起到了培育人才的作用。《宋书·礼一》曰：“元嘉二十年（443），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1]354又《宋书·礼三》曰：“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1]439《宋书·自序》沈约叙述：“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1]2467毫无疑问，正是在何承天的培养、教导下史学馆学生山谦之在礼制、史学方面学识渊博且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何承天草创国史，篇秩未完，又悉委山谦之，正是师徒间的史学传承。可见，宋文帝命何承天立史学馆不仅仅是学术分化、独立发展的结果，也是为了满足官修史书活动对撰史人才的迫切需求。
何尚之设立玄学馆与元嘉时期谈玄风气由东晋时期重口辩、才智逐渐转变为重视玄学学术命题的思考和学问、知识的积累密切相关。东晋时期，玄谈多流于口头争锋，淡化了玄学命题的现实背景。[玄学的产生与三国、西晋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其源头之一是治理社会的“形名之学”。玄学最初的命题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参考汤用彤先生的《魏晋思想的发展》一节。（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玄谈主题也大抵不出三国、西晋人所谈论的范围，而在玄理方面也没有多少创新，[《世说新语·文学》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9页。）可见，东晋人谈玄所谈论的还是三国魏、西晋旧题。又《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0页。）根据《世说新语》的注引，支道林所强调也是“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等论点，其宗旨也是逍遥物外。]玄谈演变为类似于口头争胜的游戏活动。例如过江道人支愍度所立“心空义”，既无现实关切又无学术思考，仅仅是为生活所迫，“办得食”[《世说新语·假谲》：“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09页。）]。因之，西晋末、东晋士人的玄谈更注重口才、机敏、天生智力与潇洒气度。如《世说新语·文学》：“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14]239《世说新语·文学》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14]241《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14]898可见，此时的玄谈并不重视经典文本的学习、玄学知识的积累，而这必然导致玄谈空疏、虚诞。南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加强，门阀政治逐渐向官僚政治过渡。因此，相较于门第家世，个人才能、素养在人才评价体系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不学无术、口称虚无的士族子弟无法获得皇权社会的认可。正因如此，南朝士人开始注重经典的学习及文史知识的积累，相应地，玄谈也更强调学问根底。
晋末宋初，士人已经意识到学问根底在谈玄中的重要性，虚无、放诞的玄风悄然发生改变。《宋书·郑鲜之传》载：“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1]1696可见，即使是帝王，如无学问积累，也无法仅凭权势在谈玄活动中争胜。正因如此，玄谈之士需要系统的文本学习、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如王僧虔《诫子书》曰：
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15]598
可见，此时的玄谈已经完全不类于东晋时期泛读老、庄即可，它需要玄谈者精通各家学说、通晓玄学命题，然后才可称为“谈士”。正因如此，大量士族子弟为适应玄谈风气的转变，慕道求学。拥有家世之学的何尚之立玄学馆，[何尚之子何偃被王微称赞道：“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69页。）何尚之孙何戢“素好谈玄，注《庄子消摇篇》传于世”（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09页。）何点、何胤等皆善谈论，立志隐逸。]彬彬之盛，被王球称赞曰：“尚之西河之风不坠”[2]782。因此，宋文帝任命何尚之为玄学馆馆长。
文学馆的成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元嘉时期，士人已经意识到“文学”的独立地位，刘义庆诸人编纂《世说新语·文学》时有意识地将文学门分为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同一时期，宋文帝设立“四学”，将“文学”从儒学、史学中独立出来。“四学并建”本身就是“文学”独立的表征，是南朝时期“文学”意识自觉与独立的制度化实践。
宋文帝设立文学馆与培养士人写作能力，特别是应用文写作和审阅能力密切相关。汉魏以来，人们多认为属文写作能力来源于先天禀赋和个人自我教育，正如曹丕所言“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9]1098。至南朝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写作能力的培养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刘勰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其中学习是培养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南齐书·王智深传》就记载“（智深）少从陈郡谢超宗学属文”[15]。因此，文学馆的设立是培养士人的写作才能。具体而言，文学馆更偏重培养公文写作能力。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三省制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三省制的分化、发展都指向其背后文书行政体系的演进。因此，南朝国家政权需要大量擅长应用文写作的人才。因而，研习诏、命、表、奏等是文人学士的重要教育活动。王韶之的父亲王伟之研习应用文写作，“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太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1]1625。王韶之正因有这样的文学积累，之后才能领西省事，[“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诏誥，任在西省，因谓之西省郎。”（沈约著：《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5页。）]转中书侍郎，“凡诸诏皇，皆其辞也”[1]1625。第二，身为文学馆馆长的谢元擅长应用性文章写作。《隋书·经籍志》载谢元撰《内外书仪》四卷，严可均辑有谢元《掖庭有故不举祭议》《刑法议》两篇。可见，谢元没有留下吟咏风谣的文学作品。其中《内外书仪》包括私人书仪和公家书仪（包括表状笺启等），[书仪指写信的程式和范本。（参见杜海：《书仪源流述论》，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5页。）]可以为士人处理私人和公家关系文书时提供参考。第三，谢元被任命为文学馆馆长时任刘义康司徒参军，“参军”一职本为参议军事，后“东晋公府等机构置，为僚属诸曹长官。南北朝王府、公府、将军府及诸州置，自六品至九品不等。”[16]714又杜佑《通典》：“录事参军：晋置。本为公府官，非州郡职也。掌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17]可见，司徒参军需要具备起草或审阅相关文书的才能。谢元后又任尚书左丞，尚书左丞的日常工作也以处理文案为主。陈启云谈及两晋以来尚书省职务的变化：“由汉至唐，尚书处理文案之手续和方式日趋缜密与完整，然尚书省为处理文案机构之特性仍未改变。”[18]
以谢元为文学馆馆长除政治因素外，还因他是以才学见知的谢氏子弟（谢灵运的从祖弟），能够起到引领士族子弟文学教育的作用。首先，晋宋鼎革之际，谢氏家族是第一流的高门大族、华族冠首。谢氏家族崛起于东晋中后期，谢安、谢玄等对内与桓温周旋，维护王朝稳定；对外则与前秦对峙，淝水之战大破意欲南下之敌，使江左黎民免受涂炭之苦。其次，谢氏家族十分注重文学教育。家族内部经常组织文学集会，以此来实现家族文学教育的传承。如《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14]155，“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14]278等事。《宋书·谢弘微传》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姪’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1]1591《南史·谢瞻传》载：“（谢瞻）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2]525谢氏家族文学教育以文学为手段，不仅培养子弟的道德品性、远大志向，而且有意培养子弟的文学创造能力。在家族文学集会中，家族成员“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相互切磋，互通声气，使家族子弟对文学美的自觉追求成为共识，文学审美也相对趋于统一。因谢氏家族是晋宋之际第一流的文化高门，谢氏子弟的文学品位、文学审美自然能够引领一时文学风气。谢混大变“太元之气”，谢灵运引领山水诗写作，每作一诗，士人争相传写。最后，当选择文学馆馆长时，必然要从文采风流、华族冠首的谢氏家族中寻找一位人物。谢元则是元嘉十六年（439）前后最符合的人物。义熙八年（412），谢混被宋武帝刘裕所杀。永初二年（421），谢瞻病逝。据《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载，元嘉三年（426），谢晦被宋文帝所杀。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卒，同年，谢弘微、谢惠连卒。元嘉十六年（439），谢庄年仅十九岁。元嘉十八年（441），谢庄之子谢朏才刚刚出生。可见，元嘉十六年（439），谢氏家族的领军人物或因参与政治斗争被杀、或因病逝世，而后辈之中文才卓著者尚没有成长起来。因此，元嘉十六年（439），当选任文学馆馆长时，任命了在谢氏家族中相对籍籍无名的谢元。
综上所述，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立儒学馆，元嘉十六年（439）又先后设立史学、玄学、文学馆。学术思想变动是文化制度演变的深层次原因，而设立文化机构的直接原因则更多的是政治权力争夺的结果，特别是当设置的机构在历史上如昙花一现般一闪而过时。“四学”设立的政治因素是元嘉时期宋文帝与刘义康之间的君、相之争，学术文化因素则与晋宋之际国子学不振、官修史书缺少撰史人才、玄谈风气转变、文学观念独立等密切相关。只有将“四学”设立与晋、宋革代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才能理解分立“四学”以及雷次宗任儒学馆馆长、何承天担任史学馆馆长、何尚之担任文学馆馆长、谢元担任文学馆馆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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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郭玉蕾.元嘉“四学”综论[J].教育学报，2023，19（5）：183-194.